中华文化经典中不乏对于君子形象的描述。比如君子之德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矜而不争等，最令人动容的是这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忧道不忧贫是君子文化和士大夫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读书人寄意寒星、自励自警的金玉良言。

　　仁者爱人，忧道之“道”，落脚点是人。天道远、人道迩，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中国之“道”，很早就脱离了抽象的理念层面，直接进入到关怀现实、悲天悯人、即凡而圣的人文领域。道与人具有天然的联系，就像《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世道与人心，总是相伴相生、相汇相通。“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只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才能“极高明而道中庸”。

　　既然道的落脚点是人，那么君子忧道不忧贫的意思，就并非指不谙世事、不知贫苦。恰恰相反，君子的忧道之中内在包含着忧贫，这里忧的是天下苍生之贫，而不是一己一家之贫。中华文化讲究道生德蓄、民胞物与。忧道不忧贫，忧的是人，但又不是一般的个人，而是整体的人，体现了整体高于个体、利他先于利己的道德精神，诠释了中华文明重视伦理的特殊情感结构和推己及人、修齐治平的内在文化逻辑。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志。屈原披发行吟泽畔，也不忘“哀民生之多艰”。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从现实中“卷我屋上三重茅”的无奈中演绎“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向往。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精神和士大夫情结根深蒂固、一以贯之，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承载起文化传承的使命，做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对于个人而言，忧道与忧贫有时也存在矛盾。中国人并不崇尚苦行僧或禁欲主义的生活，也并非对财富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贡是经商高手，孔子本人也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作为一名君子，首先在现实尘世中生存、体验，但必须把体悟大道、坚持真理作为人生的价值追求，在面临矛盾选择时，放下对个人境遇的执念，把生命的意义投射到对精神的超越性追求上，以成就自己的道德追求，绝不把追求财富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绝不为稻粱而同现实妥协。“朝闻道，夕死可矣。”没有什么比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中更加圆满，也没有什么比不义而富且贵更让人痛苦。“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象征着实现内心自由意志的平和状态。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成就了这种高洁如兰、温润如玉的君子气质。

　　忧道是纯粹的、无功利的。忧道本身是个体的选择，依托于坚韧的意志，通过叩问内心，明白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找到生命的意义。

　　忧道是至忧，也是至乐。不妨说，忧道对忧贫的超越，是大我对小我的超越、精神对物质的超越、理想对功利的超越，甚至也是对忧与乐本身的超越。生命就像孔子眼中的水，逝者如斯，绵延无尽。忧与乐始终存在着两极互换的转化可能。从忧道开始，渐渐闻道、得道、悟道、乐道，实现自证、自强、自在、自洽，达到一种与天地并生、同万物合一的喜悦状态，此之谓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