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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颂廉: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君子之交

 历史上有一些人,我们虽然对他们的名字十分熟悉,但对他们的生平却知之甚少。这些人就是因为文学名篇而名垂后世的人。比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任安,李白《赠汪伦》中的汪伦。说到宋代,就不得不提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除了文名之外,他的爱国精神和爱民情怀也流传后世。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非常喜欢交友的人,他的朋友多为谦谦君子,比如名臣晏殊、富弼等,比如文豪欧阳修、梅尧臣等,他们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格高尚。 

  要说范仲淹交往时间最长,堪称一生知己者,则非滕子京莫属。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范仲淹与滕子京先有同年之谊,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蔡齐榜进士。后是同事,宋仁宗天圣年间,二人同在泰州任职,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兴化县令,滕子京为泰州军事判官。并且,范仲淹在泰州主持修筑海堤时,滕子京主动加入,襄赞其事。后来,人们把这条新建的长达一百五十里、挡住了洪水、保护了百姓生产生活的泰州捍海堤命名为“范公堤”,其中实有滕子京的功劳。仁宗康定年间,范仲淹以安抚招讨副使身份经略陕西,御敌西夏,滕子京任泾州知州,为其部下。在同僚的二十余年间,二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仲淹对滕子京的品性和能力了然于胸,多次向朝廷推荐,使滕子京得到朝廷的提拔重用。 

  范仲淹之所以能写下《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也是因为他与滕子京的君子之交。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主动议和,西北边事稍宁。当时迫于“积贫积弱”困局的宋仁宗迅速召回范仲淹,让他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后来范仲淹遭到排挤,先贬邠州,后转邓州(今河南邓州市)。 

  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也因遭诬陷,被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好在“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并未沉沦,而是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两年后,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重修岳阳楼”。 

  庆历六年(1046年)秋,岳阳楼焕然一新,为把好事办好,滕子京想到了范仲淹,希望他为刚刚重修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遂写了一封求援信,随札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命人快马加鞭送至邓州。 

  是年九月十五日晚,因改革失败成为“逐臣”而一直郁结于心的范仲淹,在邓州衙署仔细读过滕子京的来信,端详着《洞庭晚秋图》,然后出门,踱步于自己新建的花洲书院,望月光如水,思前因后果,突然间,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澄明,他似乎找到了一片与此时心境完全契合的风景,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释放阴霾的契机和出口,所有的焦虑、痛苦瞬间消失殆尽。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了一个任由他挥洒的楼、任由他遨游的湖,这个楼和湖与《洞庭晚秋图》并无多大关系,这是他心中的楼、心中的湖,是他能够抒发自我、表达理想、棒喝宵小的楼和湖。于是,笔墨飞动,一篇后来让楼和湖双双扬名的《岳阳楼记》援笔立成。他把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和坎坷写作“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啸猿啼”。他把志士蒙冤,忠臣见弃写作“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历经人生大风大浪的范仲淹将邦国兴衰、黎民冷暖时刻萦怀。无论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多么急骤,他总能坚如磐石,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并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那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超越时代的强音。 

  深深的友谊加上爱国的忠贞成就了《岳阳楼记》。可以说,《岳阳楼记》既是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外在表达,也是他与滕子京君子之交的意外收获。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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