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些人，我们虽然对他们的名字十分熟悉，但对他们的生平却知之甚少。这些人就是因为文学名篇而名垂后世的人。比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任安，李白《赠汪伦》中的汪伦。说到宋代，就不得不提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除了文名之外，他的爱国精神和爱民情怀也流传后世。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非常喜欢交友的人，他的朋友多为谦谦君子，比如名臣晏殊、富弼等，比如文豪欧阳修、梅尧臣等，他们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格高尚。 

　　要说范仲淹交往时间最长，堪称一生知己者，则非滕子京莫属。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范仲淹与滕子京先有同年之谊，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蔡齐榜进士。后是同事，宋仁宗天圣年间，二人同在泰州任职，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兴化县令，滕子京为泰州军事判官。并且，范仲淹在泰州主持修筑捍海堤时，滕子京主动加入，襄赞其事。后来，人们把这条新建的长达一百五十里、挡住了洪水、保护了百姓生产生活的泰州捍海堤命名为“范公堤”，其中实有滕子京的功劳。仁宗康定年间，范仲淹以安抚招讨副使身份经略陕西，御敌西夏，滕子京任泾州知州，为其部下。在同僚的二十余年间，二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仲淹对滕子京的品性和能力了然于胸，多次向朝廷推荐，使滕子京得到朝廷的提拔重用。 

　　范仲淹之所以能写下《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也是因为他与滕子京的君子之交。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主动议和，西北边事稍宁。当时迫于“积贫积弱”困局的宋仁宗迅速召回范仲淹，让他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后来范仲淹遭到排挤，先贬邠州，后转邓州（今河南邓州市）。 

　　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也因遭诬陷，被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好在“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并未沉沦，而是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两年后，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重修岳阳楼”。 

　　庆历六年（1046年）秋，岳阳楼焕然一新，为把好事办好，滕子京想到了范仲淹，希望他为刚刚重修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遂写了一封求援信，随札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命人快马加鞭送至邓州。 

　　是年九月十五日晚，因改革失败成为“逐臣”而一直郁结于心的范仲淹，在邓州衙署仔细读过滕子京的来信，端详着《洞庭晚秋图》，然后出门，踱步于自己新建的花洲书院，望月光如水，思前因后果，突然间，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澄明，他似乎找到了一片与此时心境完全契合的风景，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释放阴霾的契机和出口，所有的焦虑、痛苦瞬间消失殆尽。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了一个任由他挥洒的楼、任由他遨游的湖，这个楼和湖与《洞庭晚秋图》并无多大关系，这是他心中的楼、心中的湖，是他能够抒发自我、表达理想、棒喝宵小的楼和湖。于是，笔墨飞动，一篇后来让楼和湖双双扬名的《岳阳楼记》援笔立成。他把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和坎坷写作“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啸猿啼”。他把志士蒙冤，忠臣见弃写作“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历经人生大风大浪的范仲淹将邦国兴衰、黎民冷暖时刻萦怀。无论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多么急骤，他总能坚如磐石，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并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那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超越时代的强音。 

　　深深的友谊加上爱国的忠贞成就了《岳阳楼记》。可以说，《岳阳楼记》既是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外在表达，也是他与滕子京君子之交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