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广州一直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自秦代开始，广州就是南海郡的属地。虽然后世名称几经更易，但人们依然习惯以“南海”来指称广州和以其为中心的岭南地区。至汉代，包括南海、合浦、交趾等在内的“岭南七郡”皆以海外贸易繁荣而知名。合浦郡的属县徐闻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谣谚：“欲拔贫，诣徐闻。”（《徐闻谚》）可见，去徐闻以贸易致富，已是时人的共识。晋宋之际的王叔之《拟古诗》以“远行无他货，惟有凤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难为市”叙述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凤皇子”代指珍稀之物，而“百金”“千金”既道出各类奇珍的连城之价，也描画出市场上争相竞价的热闹情景。

　　受惠于“丝路”的畅通，唐代的广州地区出现了“海胡舶千艘”（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的盛况。龙脑、象牙等名贵物产纷纷涌入。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郑权此时即将赴任岭南节度使，“双旌”即节度使仪仗。而“人皆不忆回”则表明这是一片令人迷恋的财富热土。有时，南来货物的多寡成为人们评判该地区安定繁荣与否的重要依据。大历年间，杜甫在《自平》中就对广州进口的减少忧心忡忡：“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而“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殄故见于篇末》）成为人们的共同期待。

　　不过，在缺少制度约束的背景下，这里的繁荣与富足也成了贪腐的温床。早在汉代，扬雄的《交州箴》在回顾了本地的治乱历史后，语重心长地提醒“肉食者”勿要榨取当地财富：“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濒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然而直至唐代，类似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据《旧唐书·卢奂传》载，终玄宗一朝，仅有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卢奂四任岭南节度使能抵御财富的诱惑。上文提及的郑权，在节度使任上也以贪黩知名。据《新唐书·郑权传》载，他应是主动求官岭南。再联想到王建诗的“人皆不忆回”，不难看出这个职位已成为众人争相竞夺的“要津”。直至晚唐，还流传着“人来皆望珠玑去，谁咏贪泉四句诗”（李群玉《石门戍》）的诗句。需要强调的是，以廉洁著称的官员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代宗年间的李勉。据《旧唐书·李勉传》载，李氏在任节度使的四年里，不仅廉洁自律，还以各种方式促进了海洋贸易的增长。杜甫甚至认为李勉的贡献在卢奂、宋璟等人之上：“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

　　尽管如此，唐代的有识之士还是对当地的贪黩之风忧心不已。在赠别诗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劝诫即将赴任的友人“慎莫贪黩”。岑参《送张子尉南海》直言：“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道：“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尝闻君子诫，忧道不忧贫。”这显然是以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古训诤戒其莫要贪恋财货，须常以夫子之道自砺。

　　在劝诫中，“饮泉”“合浦还珠”与“薏苡”是常被提及的典故。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录事》说：“所愿酌贪泉，心不为磷缁。上将玩国士，下以报渴饥。”“酌贪泉”之典出自《晋书·吴隐之传》：

　　（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厉……

　　“贪泉”本可腐蚀人的意志，但吴隐之饮后不仅未改本心反而“清操愈厉”，因而后世常以“饮泉”称颂官吏之清廉。“磷缁”典出《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磷”意为因消磨而导致的损伤。“涅”为染色的原料，“缁”即因染而黑。“心不为磷缁”即不为外物所惑而能守身持正。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也强调：“句漏沙须买，贪泉货莫亲。能传稚川术，何患隐之贫。”句漏本是交趾郡的属县，以出产丹砂闻名。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号稚川）为了炼丹，主动请求出任句漏令。“隐之”即吴隐之。此四句提醒友人应以当地名宦楷模，以养生全名节，莫受贪财之风的影响。张祜亦以“知君还自洁，更为酌贪泉”（《送徐彦夫南迁》）告诫友人应以名节为重，莫因贪财而致毁誉。相比之下，刘长卿的《送韦赞善使岭南》则要委婉得多：“番禺静无事，空咏饮泉诗。”如果“静无事”所凸显的是韦氏的政务能力，那么“饮泉诗”则体现了诗人对其操行的坚定信心。

　　“合浦还珠”出自《后汉书·孟尝传》。由于并不产粮，合浦人多以采摘珠宝为生。当地官员们有利可图，便强迫百姓以“竭泽而渔”的方式采摘珍珠。这给合浦一带的蚌蛤带来了灭顶之灾，导致珠宝产量锐减，引发民生凋敝、商路阻断的恶果，以至“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任后立即废除前任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生态的恢复，蚌蛤数量也逐渐增加。在时人看来，正是孟尝“不事搜刮”的“德政”感动了天地，才让蚌蛤重回合浦。因此，“合浦还珠”有了为官清廉、布施德政的内涵。韩愈也曾为郑权作赠别诗，诗中就有“风静鶢鶋去，官廉蚌蛤回”（《送郑尚书赴南海》）一句，委婉劝喻郑氏勿贪得财货而搜刮民间。同时期的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也以“无贪合浦珠，念守江陵橘”告诫友人应不忘本心，清廉为官。

　　“薏苡”出自《后汉书·马援传》。据说，马援在交趾时常食薏苡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便带了一车。时人见之，误以为车上装载的是南方搜刮来的珍宝。权德舆《送安南裴都护》即有“暂叹同心阻，行看异绩闻。归时无所欲，薏苡或烦君”，委婉传达莫要贪污的忠告。

　　以任官之地的风景、物产、民俗、掌故入诗，同时寄寓善意的提醒，是赠别诗创作的常见手法和一般内容。可是，上述诗作如此密集地出现“饮泉”“合浦还珠”等典故，说明了时人对于该地区贪黩问题的重视，更流露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人在财富诱惑面前“持身守正”的道德自律意识。后人在评论上述诗作时常提及“忠厚”一词，如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说》评岑参《送张子尉南海》“忠厚之意盎然与楮墨之间”，又如近代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论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录事》“以训诫语为结，何等忠厚”。可以说，友人之间诫之愈切，则情谊愈深。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唐代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也在促使唐人思考应以何种态度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而他们用于砥砺道德的，恰恰是岭南地区深厚的廉政文化资源。也许，这就是上述诗歌留给今天最为宝贵的启发之一。